故宫院刊︱拉斯海马阿尔马塔夫遗址2019年考古收获

2019年11月－12月，故宫博物院考古研究所和阿联酋拉斯海马古物与博物馆部、英国杜伦大学考古系及吉林大学考古学院组成联合考古队，对阿尔马塔夫遗址进行了全面的考古调查，并在南区、北区进行发掘，共揭露遗迹50余处，出土物上万件。考古队对部分采集和发掘出土的陶瓷标本采用X射线便携能谱仪检测，从外观特征和化学成分两方面证实了阿尔马塔夫遗址存在明初御窑产品。此次考古工作不仅进一步展现了朱尔法古港在环印度洋贸易航路上的重要商业地位，而且提供了明代郑和使团直接到访此地的重要线索。

拉斯海马阿尔马塔夫遗址2019年考古收获

故宫博物院 阿联酋拉斯海马古物与博物馆部

英国杜伦大学考古系 吉林大学考古学院

阿尔马塔夫遗址是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拉斯海马酋长国最主要的考古遗址之一，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伊拉克、英国、法国、德国、日本和美国等国的考古队已在此进行过多次发掘[1]，并取得了较大收获，该遗址现在已被列为朱尔法遗址保护区〔图一〕。2019年11月22日至12月22日，故宫博物院考古研究所和阿联酋拉斯海马古物与博物馆部、英国杜伦大学考古系、吉林大学考古学院组成联合考古队，对阿尔马塔夫遗址进行了全面的考古调查，并在遗址南区、北区进行发掘，分别揭露遗址面积51平方米和113平方米。

图一   阿尔马塔夫遗址保护区范围及本次发掘位置示意图

一 遗址地层和出土遗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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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阿尔马塔夫遗址南I区

南区发掘地点选择在1990年法国考古队曾经发掘过的堡垒遗迹沙丘西侧，靠近海滨潟湖一侧。沙丘顶部尚保留20世纪初建造的石砌堡垒遗迹，择其墙基一点正西16米处为原点，采用象限法布方，分别在Ⅰ区（第一象限）、Ⅲ区（第三象限）进行发掘〔图二〕。本次调查以大遗址调查方法和思考模式进行，充分考虑遗址内部的分区和遗物所在区域遗迹性质的特点，发掘工作严格遵守从上至下，逐层发掘的方法。现将相关工作和初步收获简要叙述如下。Ⅰ区为发掘原点东北方象限，整个区域呈现东南高、西北低的缓坡状，共布设3×3平方米探方6个，在探方东、北方向各留1米隔梁〔图三〕。

图二  阿尔马塔夫遗址南区I、 III区发掘范围航拍图

图三    阿尔马塔夫南区I、 III 区布方及1层下平面图

1. 地层

①层：表土层为疏松的黄褐色，局部棕褐色粉沙，系从沙丘顶端因雨水冲刷逐渐堆积而成的现代地层，包含现代垃圾、植物根系、贝壳、动物骨骼、陶器残片，偶见西亚釉陶器及中国瓷器残片。

②层：位于第①层下，为疏松黄色细沙，该层仅见于地势较低靠近海岸的探方T0102、T0101，推测为海平面较高时海水冲积而成的沙层。包含贝壳和少量陶器、瓷器残片。

③层：位于第①层下，局部位于②层下，为较致密的黄褐色粉沙，包含大量无排列顺序的散落石块以及贝壳、动物骨骼、陶器残片，偶见西亚釉陶器及中国瓷器残片。

④层：仅见于靠近海岸的探方T0102局部，位于③层下，为疏松黄色细沙。

2. 出土物

朱尔法陶器，为当地生产夹砂红陶、灰陶，部分陶片外壁绘有红褐色几何纹，占出土陶瓷器的绝大多数。

釉陶器21件，为西亚地区生产，按装饰风格又可分为孔雀绿釉陶、釉下绘熔块胎陶、酱釉陶。

远东地区生产陶瓷器，包括中国青瓷11件，以明代为主；中国景德镇窑青花瓷33件，白瓷2件，以明晚期至清代景德镇窑产品为主，器型以盘、碗类为主；泰国青瓷2件。

铜币残片2枚，锈蚀严重不可辨识。

铁炮口1枚，直径约为12.5厘米，锈蚀风化为3块，为19世纪英式炮口。同类铁炮见于拉斯海马及迪拜博物馆。

玻璃制品22件。

阿尔马塔夫遗址南Ⅰ区6个探方整体揭露地层深度20－30厘米，未见遗迹。虽然出土了较为丰富的陶瓷器标本，但是各时期标本混杂出现在包括地表在内的各地层，所以在判断地层年代方面作用不大。同时各层包含物中都有近现代的工业产品，因而推断Ⅰ区已经揭露的三个地层均为近、现代地层。其形成主要原因有二：一是由于沙丘顶部20世纪堡垒坍塌，自高向低雨水冲刷堆积而成；二是特定时期海平面上升导致海岸线上移，海浪卷起细沙从低向高逐渐堆积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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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阿尔马塔夫遗址南III区

Ⅲ区为发掘原点西南方象限，整个区域呈现东向西降低的缓坡状，共布设5×5平方米探方2个，东侧保留1米、北侧保留2米宽的隔梁，东隔梁最后被打掉。在Ⅲ区探方T0101西部布置2×3平方米探沟，试掘至距地表1.3－1.4米处〔图四，图五〕。

图四   阿尔马塔夫南III区探沟四壁图

图五   阿尔马塔夫南III区探沟第9层下平面图

1. 地层

①层：表土层为较疏松的深褐色粉沙，包含现代垃圾、植物根系、贝壳、动物骨骼、陶器残片。

②层：位于第①层下，为较致密灰褐色粉沙，遍布大量石块，为沙丘顶堡垒废弃建筑垃圾，散落无规律，包含少量现代垃圾、植物根系、贝壳、动物骨骼。

③层：位于第②层下，为疏松黄色细沙，该层仅见于地势较低靠近海岸的探方T0102的西侧一带，推测为海平面较高时海水冲积而成的沙层。包含贝壳、偶见陶器、瓷器残片。

以下地层为探方T0101西南局部探沟内解剖情况：

④层：位于第③层下，为交替出现的深褐色粉沙土层与疏松黄色细沙层，可细分为

-共7个亚层，由不同时期雨水冲刷高处沙丘或海平面上升海水从低处冲积而成。各层均不见遗迹现象，虽然土质土色有所不同，但从包含物以及地层形成原因角度考虑划分为一层。

⑤层：位于第④层下，距地表约0.8米，为较疏松灰褐色粉沙层。其南侧约0.5米宽范围内堆积大量砖、石，推测为周围建筑物倒塌所致。

⑥层：位于探方东侧，被第⑤层所覆盖，为疏松黄色细沙与灰褐色含沙土的混合层，较为纯净，仅包含少量贝壳、石块、炭粒，不见其他人工制品。

⑦层：位于第⑤、⑥层下，为较致密的灰色粉沙层，包含大量贝壳、炭粒、石块。

⑧层：位于第⑦层下，为致密的青灰色粉沙层，该层堆积较薄，最厚处仅约为0.1米。

⑨层：位于第⑧层下，为较疏松的灰褐色粉沙，包含贝壳、炭粒、石块。

⑩层：位于第⑨层下探沟北部区域，与南侧第层并列，为疏松的黄褐色含沙土。

层：位于第⑨层下墙Q2以南范围，与北侧第⑩层并列。该层为致密灰褐色粉沙层，包含大量贝壳、石块〔图六〕。

图六    阿尔马塔夫遗址南III区T0101探沟第⑨层下灶Z3内出土明晚期青花瓷残片2件

2. 遗迹

限于篇幅本文仅介绍清理完毕且在同类型中具有代表性的遗迹。

（1）灶，共三处。择要介绍Z1和Z2如下。

Z1，开口于⑤层下，打破第⑥、⑧层，位于探沟北部，距离北壁0.15米、东壁0.2米，平面近圆形，直径约为0.9米，壁呈二层台，坑底直径约0.4米，深0.32米。坑内填土不分层，为较疏松的青灰色泥土，为被水浸泡过的炭灰。

Z2，开口于⑧层下，打破第⑨、⑩层，位于中部靠近西壁处，距离西壁0.28米，距离南壁0.9米，平面开口为长圆形，长约0.55米，宽约0.45米，弧壁圆底，深约0.3米。坑内填土均为深灰褐色粉沙，含有大量炭灰，距离开口深约0.12米处出土大石块、朱尔法陶器残片若干。

（2）灰坑，共三处。择要介绍H1如下。

H1，位于④层下，打破第⑤层，位于探方西南角，开口不规则形。坑内填埋大量砖石等建筑材料，与第⑤层南侧所见砖石堆积相连，为同一时期遗物。受发掘规模所限，尚不能判断灰坑H1遗迹性质。

（3）墙，共两处。择要介绍Q1和Q2如下。

Q1，位于⑧层下，打破⑨层，层距离北壁约0.5米处，从西壁向东南延伸，长约1.4米，宽0.2－0.4米，不规则石砌墙；Q2，位于⑨层下，距南壁约1.14米处，从西壁向东南方延伸，方向基本与Q1平行，长约1.1米，宽为0.2－0.4米，为不规则石砌墙。

3. 出土物

朱尔法陶，在各层均有出土，当地生产夹砂红陶、灰陶，部分陶片外壁绘有红褐色几何纹，占出土陶瓷器的绝大多数。该类陶器多见为罐、壶类大型日常烹煮、存储用器。

西亚釉陶，出土35件，集中出土于表土层、第⑤层，第⑦－⑨层。主要包括孔雀绿釉陶、下绘熔块胎陶以及一种西亚地区生产的酱釉陶。

中国及东南亚地区生产陶瓷，集中出土于第①－层、第⑧－⑨层。包括龙泉窑青瓷10件、景德镇窑青花瓷35件、白瓷1件、红绿彩瓷1件、青白瓷1件、广东福建地区生产酱釉粗瓷3件。泰国产青瓷1件、青花瓷1件。中国生产的瓷器以明代中后期至清中期为主。

其他出土物还包括有玻璃制品24件、铁制品16件、有机物饰品1件、铜币14枚。另外，第层及灰坑H1出土完整长方形红陶砖3块，规格均在16×8×5立方厘米左右。

4. 小结

从目前已发掘出土的文物分布以及地层堆积情况初步可以推断阿尔马塔夫遗址南Ⅲ区至少存在两个人类活动的文化时期：第一期是以第⑧、⑨层为中心的16世纪末至17世纪的葡占时期，这一时期遗迹丰富，出土的青花瓷均为明晚期，时代指向单一。第二期是第①－③层代表的现代时期，这一时期包含的陶瓷标本种类多样，年代杂糅，为现代人类活动扰乱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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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阿尔马塔夫遗址北IV区

阿尔马塔夫遗址以保护区入口小径分割为南、北两区。北区一直以来被判断为当年朱尔法海港城镇边缘地区，因此从未得到过系统调查或考古发掘。初期踏查过程中，在这一区域采集到明代初期景德镇官窑青花瓷标本，发现一处石砌墙基以及一处完整陶罐窖藏。由此决定发掘上述遗迹所在的沙丘。选取沙丘附近一块较大岩石为基点，引其正北方向3米处为原点用象限法布方。本次发掘在原点东南方向第四象限（Ⅳ区）展开，共布设5×5平方米探方6个。其中，探方T0101沿东隔梁开设4×1平方米探沟1条，以便了解遗址地层结构；T0301和T0302由于工期所限仅揭露表土层。发掘过程中，为充分展示遗迹现象，将T0201东隔梁、T0202北隔梁揭露，使探方T0102、T0201、T0202连为一体〔图七，图八〕。

图七   阿尔马塔夫遗址北区布方环境航拍图

图八    阿尔马塔夫遗址北IV区T0102、T0201、T0202第①层下平面图

1. 地层

①层：表土层，可分为和两个亚层。第层为疏松黄褐色粉沙，覆盖Ⅳ区全部发掘区域，西北侧较东南侧略厚；第层主要分布在探方T0202西南隅，是包含大量石块的局部地层，石块散布无规律，其中有当地建筑用的海滩岩、珊瑚石，应为废弃建材堆积层。

②层：主要分布在发掘区西侧探方T0101、T0201、T0301内，位于第①层下，为黄褐色粉沙，呈致密板结状，包含少量贝壳、石块。

③层：分布于探方T0202内，位于表土第①层下，其西侧延伸至T0201内，被第②层东缘所覆盖，其北侧被灰沟G1遗迹中断，为较疏松的黄沙层，包含贝壳、石块、炭粒。

第④层：可分为、、三个亚层：

层：分布在探方T0201中部，主要位于第②层下，东侧边缘被第③层覆盖，为松散灰褐色粉沙，均匀混合大量炭粒及蚌壳渣滓〔图九，图十〕。

图九   阿尔马塔夫遗址北IV区T0102、T0201、T0202第②、 ③层下平面图

图十   阿尔马塔夫遗址北IV区T0101探沟平面及四壁图

层：分布在探方T0201西南两侧，位于第②层下，基本与层并行，边缘被其覆盖，为致密浅黄色粉沙板结层。

层：分布在探方T0201东北角，与向东延伸至T0202中部，北延伸至T0102西南部；其东南部被第层覆盖的同时与层相连，东侧在第③层下，北侧被土垄TL1叠压，其余部分则直接位于表土①层下。该层为致密灰褐色粉沙板结层。其质地与层相似，土色与层相似，且存在并列关系。故推测上述③层为同一时期形成。

⑤层：主要分布于灰沟G1遗迹以北探方T0102内，其西侧被第层覆盖，为较致密浅黄褐色含土沙层。

⑥层：普遍分布于3个探方，在T0102方内位于第⑤层下，在T0201方内位于第－层下，在T0202方内位于第③、层下，为疏松的灰黄色沙层，包含大量蚌壳渣滓。本年度发掘止于该层。

2. 遗迹

（1）石墙，共1处。Q1暴露于地表，建于层上，位于T0101东隔梁与T0102西北角，西南－东北走向。残存长度约2米，宽为0.8米。墙体现只存最底层的海滨岩石，石墙下未发现明显的垫土或夯土基础，应是直接垒石起墙。

（2）灶，共19处。根据灶内结构的不同可分为A、B两型。其中A型根据灶内堆积性质的不同又可分为Aa和Ab两个亚型。

A型，共17处。小型地面灶，平面为圆形，结构简单。

Aa型，共15处。灶内堆积为明显的烧灰。择要介绍Z2和Z8如下。

Z2，位于T0102南部，开口于层下，打破第⑤层。平面近似椭圆形，最长径约40厘米，深度不超过10厘米。填土分两层，下层为灰烬，上层为晚期填土。灶底有一件破损罐底，埋于灰烬层中，有明显的火烧痕迹，应是炊具。

Z8，位于T0201西部, 开口于层下，平面近圆形，直径约23厘米，深度3厘米，弧壁圜底。填土为黑色烧灰与烧土结合，土质坚硬，灰层上覆有若干陶片，应为炊具〔图十一〕。

图十一   灶Z8平、 剖面图

Ab型，共2处。灶内堆积主要为大量碎蚌壳层。择要介绍Z19和Z6如下。

Z19，位于T0301中部，开口于层下，平面似椭圆形，最长径约40厘米，深约8厘米。堆积主要为蚌壳层，皆为小蚌壳和碎蚌壳，粘结度较高，疑似经过人工处理。蚌壳层下可见灰烬和碎陶片。

Z6，位于T0202中部，开口于③层下，打破第及⑥层，平面为长圆形，长51厘米，宽38厘米，深13－20厘米，弧壁圜底。堆积为含大量炭灰沙土和碎蚌壳。蚌壳层下可见灰烬和碎陶片。虽然灶内堆积质地疏松，但遗迹结构、包含物均与Z19相仿，推断两者为同一类型遗迹。

B型，共2处。大型埋坑灶，上下两层结构，下层燃烧上层置炊，间接加热。择要介绍Z9如下。

Z9，位于T0102西部，开口于层下，打破，椭圆形，最长径55厘米。主体为上下两层结构，通过靠近灶北壁的圆孔连接，圆孔直径约0.2米。上层填土含土量较高，草木灰较少，底面平坦，应置陶炊具；下层填土为松软的草木灰、夹杂炭粒，上下两层之间形成一个夹层，夹层的下表面十分坚硬的烧结面，因而下层为火塘。火塘开口小而内部大，塘内空间与灶开口范围基本一致〔图十二〕。

图十二   灶Z9平、 剖面图

综上来看，A型灶结构简单，可快速搭建，可能用来加工简单食物，其中Ab型见于日本考古队在阿尔马塔夫遗址南区的发掘，尚不清楚蚌壳层作用，推测与当地炊事传统相关；B型灶结构相对复杂，构筑耗时耗力，可能加工复杂食物或多次重复使用。

（3）柱洞，共16个。柱洞直径在8－18厘米之间，呈正态分布，直径和深度大致呈正相关。在探方T0102内发现8个相邻的柱洞（D8-15），南北向分布，都开口于层下，打破层。择要介绍D7和D8如下。

D7，位于T0102西北部，开口于层下，打破⑤层。直径14厘米，深20厘米左右。平面为圆形，直壁，底较平。填土为纯净的黄褐色细沙土，含土量较大，质地疏松，无包含物。

D8，位于T0102西部，开口于层下，打破层。直径8厘米，深10厘米左右。平面为圆形，直壁，底较平。填土为纯净的黄褐色细沙土，含土量较大，质地疏松，无包含物。

根据当地的建筑习俗，柱洞应是修建篱笆墙所用。柱洞大小不一，是缺少统一规格建材所致。T0102和T0202共有9个柱洞打破层，该层土质坚硬致密，土色类似水泥灰色，应是人为硬化地面。

（4）灰坑，可分为A型和B型。

A型，储罐坑，共3处。储藏大型陶罐之用。各坑内均保留有半填埋的大型陶罐一件。三处罐内均未发现遗物。择要介绍H9如下。

H9，位于T0201东南部，开口于2层下，打破层及⑥层，开口层位基本位于陶罐腹径最大处，陶罐口高于开口层位约20厘米左右。储罐坑开口近圆形，直径约70厘米，深约39厘米，陶罐位于坑中央，四周填土为黄色沙质土，土质较密，应为压实固定陶罐。填土内包含有一片青瓷、少量陶片和小型动物骨骼。

B型，一般灰坑，共10处。择要介绍H4如下。

H4，位于T0302 西南角，开口于层下，直径约80厘米，深约62厘米。灰坑平面近似椭圆形，口小底大，为袋形坑，壁和底经过加工，与地层沙土相比相当致密，且夹杂碎蚌壳以此加固。坑内堆积全部为烧灰，疑为倾倒至此，可分两层：H4①层为深黑色土，土质较致密，且夹杂大量炭粒、木炭；H4②层为灰褐色，质地极为疏松。填土中出有波斯釉陶、龙泉窑青瓷、阿拉伯玻璃器、铜币及朱尔法陶〔图十三〕。

图十三    灰坑H4平、 剖面图

（5）其他遗迹

烤馕炉，共2处。择要介绍KL1。KL1位于T0202北部，开口于层下，打破H1、以及地层第③层和层。KL1打破KL2。烤炉为陶罐，斜壁圜底，口径约45厘米，深约30厘米，内壁有明显烧黑痕迹。炉内堆积主要为黑灰及碳粒。

土垄，共1处。TL1位于探方T0102内，开口于层下，基本平行于Q1，南北走向，长约3.8米、宽约0.45米、厚约0.04米的致密黄褐色板结土垄。包含少量朱尔法陶。用途不明。

灰沟，共1处。G1在探方T0202北侧，开口于、层下，南侧打破层，北侧打破⑤层。G1从探方东壁向西延伸至Q1，打断TL1，长度可达5.6米左右，宽度在0.45－0.7米之间。T0202东壁挂壁石块以及沟内保留较多海滨岩石碎块，皆为当地建材。由于建筑材料经常被循环利用，拉斯海马地区的聚落遗址考古常见一类有形无实的建筑遗迹。由此推测该沟最初或为一道石砌墙。

3. 出土物

朱尔法陶，各层均有出土，当地生产夹砂红陶、灰陶，约8377件，占出土陶瓷器的绝大多数。该类陶器多见为罐、壶类大型日常烹煮、存储器皿，H8出土的完整朱尔法陶罐，小口，圆腹，敛足，凸底，其最大腹径约0.5米，高约0.7米。

西亚釉陶，出土116件，各层均有出土，其中包括孔雀绿釉陶34件、熔块胎陶15件。

中国及东南亚地区生产陶瓷，共出土81件，多分布在表土层，以及第②、、这类致密板结地层中。其中，中国龙泉窑青瓷30件、中国景德镇窑青花瓷43件、白瓷4件、青白瓷1件、广东等地产酱釉粗瓷1件；泰国青瓷2件。中国生产的瓷器标本多以明中晚期到清代为主，仅于第⑤层出土2件明早期青花瓷残片〔图十四：上排〕。

图十四    阿尔马塔夫北区T0102第⑤层出土青花瓷残片
上排2件为明早期青花瓷， 左下为明晚期青花瓷残片

欧洲生产的现当代陶瓷标本，10件，分布于第①－③层，以杯类为主。

各类玻璃制品，出土49件，其中玻璃手镯20件。在窖藏性质的灰坑H4内出土一件微侈口，细颈，圆形扁腹玻璃瓶〔图十五〕，从器型和工艺推测为17世纪伊朗地区生产。

图十五    阿尔马塔夫北区T0302第①层下灰坑出土
细颈玻璃扁瓶

铜制品，出土43件。其中铜币出土28件，包含大、小两种规格。但是铜币侵蚀风化严重，凭肉眼不可辨识其出处。

另外还出土了铁钉等铁制品，锈蚀严重，难以辨别器物。

4. 小结

阿尔马塔夫北Ⅳ区此次发掘只揭露了距离地表约0.45米的地层堆积，但是一共发现了52处遗迹，包括灶19处、烤炉2处、灰坑13处、柱洞16处、墙基1处、灰沟1处。地层堆积十分复杂，局部地层特点明显，难以遍布整个发掘区域。从出土物情况来看，陶瓷器以当地生活用器皿为主，中国及东南亚陶瓷时代特征与地层结合得不明显。尤其是在第⑤层同时出土了明初及晚明时期的青花瓷。这些地层、遗迹、出土物的特点反映此处为近代频繁使用的聚居地点，而且反映了近代当地人的生活习惯。从频繁出现的用火地点，以及在小区域内连续出现的多个柱洞，可以看出人群多次驻扎的痕迹。这符合当地随季节迁徙的生活习惯。从烤炉形制来看，与现今当地所见的烤炉差别亦不大。在居住地点用蚌壳垫高地面的做法也是当地传统的居住习惯。墙Q1、灰沟G1出现建筑材料大量缺失，仅保留墙基痕迹的考古现象也是当地物质资源贫乏，重复利用各种材料的近代生活习惯。可见本次揭露的5个地层虽然包含丰富的人居遗迹，但是都属于近代活动堆积。

另一方面，通过T0101的探沟发掘，目前可以初步判断距地表约1.2米处存在土坯墙（探10层，〔图十〕）。由此可以推断，本次发掘范围内存在更早人类活动痕迹。结合阿尔马塔夫南Ⅲ区T0101内探沟揭露情况，其第⑧－⑨层亦处于距离地表1.2－1.35米之间。初步推断阿尔马塔夫南、北两区人类活动频繁时期、地层堆积进程基本一致。说明北区同南区一样至少在近代以前共同经历了上一个繁荣时期，初步推测为16－17世纪葡占时期。在阿尔马塔夫遗址南、北两区分别发掘将有利于我们进一步解开古港朱尔法历史兴衰之谜。

二 对调查所得标本的初步研究

本次考古发掘工作开始之初，对朱尔法遗址包括的阿尔努杜德（Al-Nudud）、阿尔马塔夫（Al-Mataf）两处遗址做了地面陶瓷标本的踏查工作，采集陶瓷标本403件，并使用X射线便携能谱仪对大部分标本进行了无损检测。通过对数据的初步整理，可归纳出朱尔法遗址发现的中国陶瓷有三个特点：

第一，中国生产陶瓷可分二期。经过历年的考古发掘已知朱尔法遗址发现的中国陶瓷主要生产于14至17世纪。通过整理以往出土的中国瓷器，以及此次考古、调查所得资料，可以将中国陶瓷输入朱尔法的时间界定在元代至明早期和明中晚期到清早期两个大阶段。

第二，发现中国陶瓷的种类丰富，且与时代特点相吻合。第一阶段，元代晚期到明代早期主要以龙泉青瓷、景德镇青花瓷为主，偶见德化青白瓷；第二阶段主要有景德镇生产的青花瓷、红绿彩瓷、白瓷。这些产品中民窑产品占据主流，尤其以正德、嘉靖、万历时期青花为最。其中，令人惊叹的是此次踏查发现了明初御窑产品：明早期的龙泉官样青瓷、明永乐、宣德时期景德镇御窑青花瓷器残片。经过X射线便携能谱仪检测，两种标本的化学成分与故宫博物院藏永乐御窑青瓷、青花瓷成分基本吻合［表一，表二］。

［表一］  明永乐官窑青花瓷青花料的化学成分特征[2]

［表二］  阿尔马塔夫出土青瓷和枫洞岩窑址青瓷釉的化学成分特征[3]

本次阿尔马塔夫地表采集到2件青花瓷标本（MN19-015，MNT0201-004），从标本的釉质、纹饰、钴料成色可以初步判断为明早永乐、宣德时期青花瓷〔图十六，图十七〕。化学成分上两件标本所用钴料均具有高铁低锰型元素特征，符合永乐御窑瓷器青花钴料的元素组成特点，且其铷、锶和锆的含量与明永乐官窑青花瓷标本（YL-10）也基本吻合［表一］。另外，在阿尔马塔夫出土和采集到高质量的龙泉青瓷片约十余片，对其中5件〔图十八至图二十〕进行成分检测，其成分数据与浙江省龙泉市枫洞岩窑址出土明代官样瓷器的分析数据相仿［表二］。特别是釉中具有相对较高的氧化钾含量，基本在4%以上，明显有别同时期龙泉地区其他窑口的青瓷产品。另据釉中铷、锶和锆微量元素组成看，朱尔法遗址采集的青瓷标本与枫洞岩明代标本也较吻合。其中，1件采集标本〔图二十：右〕上的暗折枝桃纹与清宫旧藏的永乐折枝桃纹梅瓶上的折枝桃纹〔图二十一〕完全相同。上述证据表明采集标本应分别为明永乐宣德时期景德镇御窑产品和龙泉官样瓷器。

图十六  MN19-015（上）， MNT0201-004（下）

图十七    明永乐青花缠枝花卉纹折沿盆 （上）， 明宣德青花缠枝莲葡萄纹盘 （下）
故宫博物院藏

图十八   阿尔马塔夫北区采集标本
MN19-005（上）、 MN19-009（下）

图十九  阿尔马塔夫北区采集标本
MN19-010（上为正面）、 MN19-010（下为反面）

图二十  阿尔马塔夫北区采集标本
MN19-014（上）、 MN19-016（下）

图二十一   龙泉窑青釉刻划桃竹纹梅瓶
故宫博物院藏

第三，中国陶瓷外销到当地后被反复利用，且使用时间特别悠久。在调查和考古发掘过程中，出土中国陶瓷常见锔孔〔图二十二〕。其锔法与东亚地区常见的半透锔孔不同，这类锔孔穿透器壁，是典型西亚地区锔补痕迹。阿尔努杜得遗址曾经出土过1件龙泉青瓷残片，正反两面尚存53个全透、半透的锔孔，推测为当地工匠练习锔补瓷器的试片。这说明瓷器即使破损仍会作为器皿继续使用。不仅如此，在阿尔马塔夫南Ⅲ区⑨层下灶Z3内出土的两件明代晚期青花瓷片〔图六〕有明显人工修整成圆的痕迹。虽然尚不清楚其功用，但是碎瓷片多次加工另作他用的意图明显。最后，采集到一件明初龙泉青瓷器底，一方面器底残片被故意打磨成圆形，另一方面其足底裹釉部分，釉面基本磨损消失殆尽〔图十一〕。磨损至此等程十分罕见，必然经历十分长久的使用时期。

三 相关问题的探讨

一方面，朱尔法遗址可见的外来陶瓷品种十分丰富。除上述中国陶瓷，常见的外来品种还有：伊拉克等地区生产的孔雀绿釉陶器，伊朗叙利亚地区生产的釉下彩陶、青花熔块胎陶，阿曼地区生产的酱釉陶器，泰国西萨查那莱生产的釉下铁绘花瓷，泰国或缅甸地区生产的青瓷。四方货物汇聚于此，有力地说明了朱尔法古港在古代印度洋贸易上的重要地位。明早期御窑瓷器的发现更进一步体现了拉斯海马地区在历史上的政治重要性。明代御窑的生产、运输、使用各个层面的管理都十分严密。在景德镇御窑厂考古发现了多个瓷器集中打碎、掩埋坑[4]，在故宫博物院内也发现了多处损毁瓷器掩埋坑[5]。两者说明明代御窑体系从生产始端到使用过程和废损后处理的末端都完全处于官方的严密监督下，严禁流入民间市场。那么，朱尔法遗址出现明早期官窑瓷器的渠道只有一条，即明代政府的赏赉。郑和下西洋便是明代早期御窑瓷器来到朱尔法地区的途径之一。

从永乐三年（1405）至宣德八年（1433），郑和先后七次通使西洋。第三次出使期间，郑和舰队初次抵达忽鲁谟斯王国，此后每次通使西洋其舰队必达于此[6]。翻阅明代史料我们也可以看到诸多对忽鲁谟斯王国风土人情的介绍。其中以马欢的《瀛涯胜览》和费信的《星槎胜览》最为可信。此二人皆为通事，著录内容为随郑和下西洋时所见所闻。《瀛涯胜览》中“忽鲁谟斯”条记载“其国边海倚山，各处番船并旱番客商都到此处赶集买卖，所以国人殷富”，并且文中还介绍土产“米麦不多，皆有各处贩来粜卖，其价不贵”[7]，而后又介绍了当地土产的各类蔬果。明费信《星槎胜览》中记载“忽鲁谟斯国，其国傍海而居，聚民为市，地无草木，牛羊马驼皆食海鱼之干”[8]。两者对于当地物产的描述可谓大相径庭，但是其滨海倚山的地理特点，除这两份文献外，后世各类转述也大体相仿。直至17世纪成书的《武备志》中记载了《郑和航海图》，其中“忽鲁谟斯”才明确标明位于海岛之上。历史上忽鲁谟斯王廷确实出于军事防御等原因迁至霍尔木兹岛。也正是由于这些信息，后世校注者往往纠结于早期文献中“忽鲁谟斯”具体位置。但是，通过16世纪西方历史文献以及近代考古学证实，所谓忽鲁谟斯王国乃地跨波斯湾口南北两岸的海洋国家。16世纪占领此处的葡萄牙人记述朱尔法地区曾经臣服于忽鲁谟斯王国[9]。近年康耐特博士通过考古发现，证实拉斯海马地区于14－17世纪出现的经济繁荣与忽鲁谟斯王国关系密切——作为其属地向霍尔木兹岛提供淡水和粮食供给[10]。试以此反观《瀛涯胜览》与《星槎胜览》，其“滨海倚山”之说或是对忽鲁谟斯王国属地的记述。《明史》中对于“忽鲁谟斯”的评价，亦作“西洋大国也”，并且记录了忽鲁谟斯使臣于永乐十年、十二年，宣德五年、八年向大明皇帝进贡马匹等物[11]。可见永乐宣德时期明王朝与忽鲁谟斯王国交往十分密切。同样的考古学证据也见于威廉姆森在伊朗南部米纳布地区和霍尔木兹岛上的考古调查所得中国陶瓷[12]。那么，结合朱尔法遗址出现的永乐、宣德时期景德镇御窑青花瓷、龙泉官窑青瓷的实证，我们有理由相信在当时明朝政府与当地存在官方联系。

另一方面，朱尔法遗址整体呈现地表遗物较地层内出土物更为丰富的特点，而且接近表土层的近现代地层出土的陶瓷标本种类混杂、时代特征不清。其原因在于当地自然环境恶劣，物质资源匮乏，物尽其用成为重要的生活法则。据当地居民介绍，从19世纪末至阿尔马塔夫遗址保护区建立之前，拉斯海马市的居民在此地驻扎并普遍进行“淘金”[13]活动。这种所谓的“淘金”活动便体现了当地在步入现代化之前的传统生活模式。这一生活模式导致早期器物长期、反复使用，最终出现在晚期地层甚至表土层。

四 收获与展望

此次对拉斯海马朱尔法遗址的考古发掘和调查在阿尔马塔夫南、北两区均发现了早于近代地层的人类文化堆积层。首次通过考古证据说明阿尔马塔夫南北两区的城镇发展进程历史基本一致。通过考古出土、采集的中国陶瓷，尤其是明初御窑瓷器的发现，我们可以推断朱尔法遗址在印度洋贸易航线上和波斯湾出海口的经济、政治乃至军事地位都很可能不亚于波斯湾北岸忽鲁谟斯王国所在的米纳布地区。另一方面，考古发掘也反映出当地居民对输入物资的珍惜程度和长期使用的情况。历史上重要商贸港口的地位与薄弱的自然资源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但是，如何理解并合理定位外销至此的中国陶瓷的经济价值、社会价值，以及由此产生的历史作用，是接下来的考古发掘亟待解决的问题。同时，需要对遗址核心区域以及重要遗迹进行选择性发掘，才能解决该聚落（港口）的始用时间和逐步发展的过程。

附记：本次考古发掘故宫博物院考古领队为王光尧，参与发掘的有翟毅、邢增锐、苏天敏、张文清、张希章；拉斯海马古物与博物馆部考古处处长Ahmed Hilal Khan，田野执行领队Tibor Paluch；英国杜伦大学考古系负责人Derek Kennet，张然和实习学生翟若普；吉林大学考古学院带队教师邵会秋，以及实习学生彭博、胡子尧、王思阳、张宇亮、胡兆辉。出土物科技检测：故宫博物院文保科技部丁银忠。出土物整理：翟毅、蒋艺、张然。

执笔：翟 毅、 邢增锐、 丁银忠、 王光尧

绘图：张 然、 张希章、 邢增锐、 苏天敏、 彭 博、 王思阳、 张宇亮、 胡子尧、 胡兆辉

摄影：邢增锐、 张 然

［执笔者单位：故宫博物院］

（责任编辑：项坤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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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Hansman, J., Julfār, an Arabian Port: Its Settlement and Far Eastern Ceramic Trade from the 14th to the 18th Centuries, Psychology Press, 1985; King, G.R., “Excavationsby the British Team at Julfar, Ras-al-Khaimah, United Arab Emirates: Interim Report on the First Season (1989)”, in Proceedings of the Seminar for Arabian Studies, Vol. 20, 1990, p.79-93；King, G. R., “Excavations by the British Team at Julfar, Ras-al-Khaimah, United Arab Emirates: Interim Report on the Second Season (1990)”, in Proceedings of the Seminar for Arabian Studies, Vol. 21, 1991, p.123-34; King, G. R.,“Excavations by the British Team at Julfar, Ras-al-Khaimah, United Arab Emirates: Interim Report on the third Season”, in Proceedings of the Seminar for Arabian Studies, Vol. 22, 1992, p.47-54; Hardi-Guilbert, Claire, “Julfar, cité populaire du Golfe arabo-persiqueà la période islamique”, in Archéologie Islamique, No. 2, 1991, p.161-203; Sasaki Tatusuo & Sasaki Hanae, “Japanese Excavation atJulfar: 1988, 1989, 1990 and 1991 Seasons”, in Proceedings of theSeminar for Arabian Studies, Vol. 22, 1992, p.105-120; Sasaki Tatusuo, “1993 Excavation at Julfar”, in Bulletin of Archaeology, TheUniversity of Kanazawa, Vol.20, 1993, p.45-49; Sasaki Tatusuo, “1993 Excavation at Julfar”, inBulletinof Archaeology, The University ofKanazawa, Vol.21, 1994, p.1-107.

[2]故宫博物院、景德镇市陶瓷考古研究所：《景德镇元、明时期青花瓷器所用钴料的成分特征研究》，《明代正统、景泰、天顺御窑瓷器》，故宫出版社，2019年。

[3]采用便携能谱仪对15件龙泉枫洞岩明代青瓷标本进行无损测试，并取其平均值。相同样品也采用美国EDAX公司的EAGLEⅢXXL型大样品室能量色散X射线荧光光谱仪进行无损测试，数据结果参见故宫博物院、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龙泉青瓷博物馆：《龙泉青瓷胎釉成分特征研究》，《故宫博物院院刊》2019年第7期，页24－32。

[4]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等：《景德镇明清御窑遗址发掘简报》，《文物》2007年第11期；景德镇市陶瓷考古研究所等：《2016年景德镇御窑遗址考古发掘主要收获》，《陶瓷考古通讯》2016年第1期，页9；李军强：《近年来御窑厂遗址的考古发掘》，《紫禁城》2016年第11期，总期262，页66－73。

[5]冀洛源：《皇宫大内的考古发掘——2014年故宫南大库瓷片埋藏坑的考古发掘》，《紫禁城》2016年第11期，总期262，页44－51。

[6]郑鹤声、郑一钧编：《郑和下西洋资料汇编》中卷，页929－930，齐鲁出版社，1983年。

[7]（明）马欢著，向达校注：《明钞本〈瀛涯胜览〉校注》页91－99，海洋出版社，2005年。

[8]（明）费信：《星槎胜览》卷四，页6，（清）曹溶辑，（清）陶越增订：《学海类编》，册119，民国九年上海涵芬楼据六安晁氏木活字本景印，1920年。

[9]这一记录最早见于1563年威尼斯出版的《航行与旅途（Navigationie Viaggi）》，该书刊载了葡萄牙军官Duarte Barbosa1517－1518年于印度洋的航旅见闻。其中《阿拉伯半岛的忽鲁谟斯王国（The Kingdom of Ormus in Arabia）》一章中记录了朱尔法港。Longworth Dames, M.Trans., The Book of Duarte Barbosa, Vol. 1, London, Bedford Press, 1853, p.70.

[10]Kennet,D., “The development of Northern Ras al-Khaimah and the 14thcentury Hormuz economic boom in the lower Gulf”, in Proceedings of the Seminar for Arabian Studies, Vol.32, 2002, p.151-164.

[11]（清）张廷玉：《明史》卷三二六《外国七》，页8452－8453，中华书局，1974年。

[12]故宫博物院考古研究所、杜伦大学考古系：《英藏威廉姆森波斯湾北岸调查所获的中国古代瓷片》，《文物》2019年第5期，页55，图28－31；Lin,M. & Zhang, R, “Zheng He’s Voyages to Hormuz Island: the Archaeological Evidence”, in Antiquity, Vol.89, 2015, pp.417-432。

[13]所谓“淘金”是沿用当地人的说法，指在废弃古聚落挖找包括砖石、器皿、贵重物品等在内的各种可以再使用的物资。这种行为不仅见于近代，也不只存在于朱尔法古港区域，而是当地自古有之的生活模式。已经发现12世纪聚落遗址出现青铜时期器皿再利用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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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为故宫博物院、阿联酋拉斯海马古物与博物馆部、英国杜伦大学考古系、吉林大学考古学院：《拉斯海马阿尔马塔夫遗址2019年考古收获》全文，原文刊载于《故宫博物院院刊》2020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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